热刺vs阿森纳比分推荐:老田 | 黨國余孽在香江(之二):從領導權視角回顧港獨港鬧群體的策略選擇問題

2019-11-27 16:49:00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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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刺最新球员名单 www.cjiozx.com.cn   香港輿論場域中間,尤其是中間階層(小資產階級)心目中間,對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批判意識,近乎被戒掉了,此種狀況是一種意識形態領導權起作用的結果。而港獨港鬧事件中間,抗爭對象與策略的選擇,大體而言是沿著這個領導權所許可的合法批判空間去展開的——基本上不面對造成社會經濟結構緊張的制度要素,改而指向外部競爭者或者政治共同體本身(而非共同體內部的統治階級及其狹隘利益)。

  這一輪港獨港鬧事件,隨著警察的強制清場,算是暫時畫上了一個句號。不過,認真說來,真正避免了港獨港鬧的最后政治破產,也是這一次清場的非預期后果。反過來,在運動內部,其組織者則表示出驚人的政治“智障綜合癥”狀態,其策略選擇和抗爭對象鎖定,似乎都有助于最后搞垮運動本身。反而是被運動力量視為敵對勢力的警方,最后出場幫助維護了運動的潛能,算是這場詭異運動的意外結局吧。時至今日,對這場持續近半年的運動,可以進行一個初步的策略和政治考評。

  兩副截然有別的有色眼鏡:批判性視角差異背后的領導權問題

  大體而言,一場運動能夠席卷如此巨大數量的群眾,這是無法以學徒工階段的組織者策略與政治水平去解釋的,肯定要反應源于社會結構的巨大排斥性所塑造的高度“政治不認同”水平。港獨港鬧事件的顯著特點,是組織者的策略和政治表達,與造就政治不認同的社會結構因素之間,是完全脫節的,這算是社會運動史上的一個異數?;謊災?,港獨港鬧事件的政治領導權(極右)與結構因素(左:多數人感到受排斥無出路),是相反的,是外來頭腦與本土軀殼的錯位對接。

  就香港本土左翼力量的邊緣化過程,可以看到潛在的領導權分時段演進狀況,曾澍基等人曾經提出過“民主回歸論”,但這個沒有成氣候,曾本人在1993年已經與舊友決裂,似乎那時開始左翼領導權建設就式微了。后來成氣候的,是從“民主抗中論”走向“民主反中論”,后一個其實就是席卷港人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實存狀況,也是在本次港獨港鬧事件中間發揮作用的領導權樣式。

  反過來,內地民眾被港獨港鬧所激起的反向政治動員過程中間,體現了另外一種領導權起作用的狀況,內地民眾較為集中地批評各種結構要素及其后果——高房價(超級地租)、階級固化以及錯誤的統戰(與富豪結盟),同時絕對不接受反中與抗中目標。在內地民眾的輿論介入和壓力之下,還有幾個香港資本家出面回應,做出過一點點姿態。

  港獨港鬧群體的自我表達,與內地被反向動員形成的民眾輿論,形成了尖銳的對立,有趣的反而是,黨國著名余孽龍應臺還對此表態。龍應臺看不見磚頭和汽油彈,把那些人簡化為需要愛護的雞蛋鴨蛋,這被人罵為“睜著眼睛說瞎話”,龍的表達當然是有選擇性的,其真實的一面恰恰是:龍作為黨國余孽一份子,完美傳承了絕對不批判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蔣記老店的百年傳統。應該說,看得見什么,看不見什么,批判什么,同情什么,是由領導權挑選的,雖然也與某些事實相關,但其關鍵之處則是由領導權決定挑選標準和解釋框架的。

  國共相爭的歷史和政治,之所以難于超越,蓋因為今日世界中間,政治領導權兩廂并立的結構分野還沒有變。為此,黨國余孽雖然反對階級分析,但并沒有無視領導權問題,故,也需要時時回顧那場紛爭,龍應臺的《大江大?!芬皇樗閌墻轄逼諞桓霰冉現幕毓?。這本書在老田看來,只能夠算是“阿Q精神勝利法”的不完備抒情表達,試圖給那個被民眾徹底拋棄的失敗者群體,找到一個新的道義基礎,去支撐她心儀的領導權樣式。這樣的努力很難在事實基礎上完成,因為領導權總是由一個具體的統治集團行使的,不管多么聰明的辯護努力,總是避免不了要去洗白骯臟與黑暗,結果被李敖逮住了狠批,說《大江大?!芬皇橥耆瞧擁鈉?,就材料選擇本身以及材料與結論的關系而言,李敖當然是對的。但騙子和騙術本身,還是承載了一些真實問題關切的:時至今日黨國余孽已經能夠援引新流行的普世價值,去開展領導權樣式的意識形態辯護了,這個意識形態生產路數還能夠有一點市場和銷路。龍應臺的努力及其成績,可以視為黨國余孽在領導權建設方面的最新進化狀態,這是在從事“階級斗爭天天講”的日常工作——意識形態領導權領域的斗爭。

  龍應臺的言說和站位,不是簡單的造謠或者選擇性失明,反映的是一種意識形態領導權建設的持續努力及其與時俱進過程。反過來,如果簡單指責外部操縱,同時拒絕進行領導權建設的歷時與結構分析,那就會變成收買少數壞人、壞人按照買家意愿操控運動的“狹隘陰謀論”思維,這是一種反政治思維框架,說文革是“一個人發動幾個人利用”的下定義方式也同樣如此,看來這類“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思維,是由來已久的。完全摒棄了政治分析,引入此類“警察破案抓壞人”思維,這不僅完全無視了意識形態領導權的作用,還遮蔽了社會經濟結構緊張與政治不認同的相關關系,故無法說服局中人,在一些港獨港鬧參與者看來,不是“別人叫”,而是“自己要”。

  追溯歷史,能夠看到歷史政治演變與共同記憶對于領導權(世界觀)形成的“正相關性”影響。對于港獨港鬧群體所服膺的領導權樣式來說,與這些歷史政治狀況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的特殊地位、新舊走狗政權替代年月港英當局的選擇、1949年之后成為冷戰前哨、1980年代后期興起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潮流的影響,都算是那種領導權的促進因素;而對于內地民眾而言,近代史的歷史記憶、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壓迫及其后的政治歷史敘事濡化過程,文革反資批修的歷史記憶,新時代對于掠奪性積累體制的體驗,都會促進別種領導權(世界觀)的強化。

  這一輪港獨港鬧事件中間,有人分析過香港教育界抹黑大陸的教材,有些內容是直接取自1980年代非毛化時期的宣傳材料和所謂學術研究成果。例如,毛時代的價格政策實踐一貫是縮小剪刀差的,但為了抹黑從前,1980年代用偷換概念的方法創造出“比值剪刀差”概念,然后據此硬說毛時代搞過剪刀差,這也被港版公民課教材援用。不惟如此,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自由女神塑像,應該準確地歸功于人民日報等官宣的“非毛化”或者歷史虛無主義宣傳效果,彼時西方無論宣傳還是學術進入中國的渠道欠通,均對中國青年影響甚小,對西方的認同是透過對毛時代的輿論抹黑而反向建立起來的——這正如一個蹺蹺板,把社會主義搞臭了之后,資本主義自然就香起來了。此后,得益于改開事業的深化,本土意識形態領導權建設,一直是致力于瓦解民眾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批判意識。

  許多人往往愛說內地民眾受官宣誤導,從領導權角度看正好相反,民眾的反帝反資批判性恰好是近四十年來官宣反對的對象,只是至今尚未取得最后成果而已。內地最積極的老資格官宣工作者胡錫進,與香港的高中生辯論時完敗,這個其實不值得奇怪。畢竟,作為官宣系統的成功者,四十年來的主要努力方向在于瓦解民眾對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批判意識,職責就是塑造那種與鄧朱積累體制相適應的意識形態領導權,他本人可能也高度認同于這樣的努力方向,因此,對這樣的領導權實踐形態就不可能具有批判能力或者分析能力。

  猶記得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最初提出的是“紀念四十周年”,后來可能是擔心有人跳出來“以反思的名義說壞話”,所以直接更改為“慶祝四十周年”,此種更迭的背后,體現了意識形態領導權建設方面對于民眾“反帝反資”的憂患意識——似乎給此類言論保留一絲表達機會,就會導致否定改開成績似的。在主流精英眼里,一個人批判資本主義或者民營企業的腐朽性墮落性,似乎就有了反對改革的嫌疑;而郎咸平強調產業鏈陰謀和新帝國主義的不平等價值分配,這似乎說“有些過度開放吃虧了”,當即就被主流學者看做是貶低開放成就了。內地民眾中間,所保留下來的反帝反資的批判性,完全是頂著官宣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淹沒性”成果而幸存下來的。

  說到底,領導權問題最終會轉化為個體的批判性指向,那些成功地逃脫了批判鋒芒的制度要素,就享受到了“掩體”或者葛蘭西所說的“陣地”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作用,就在于消解制度排斥作用所激發的批判性和革命潛能,借用阿爾杜塞的兩分法,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有效性會削減鎮壓性國家機器的出場機會,促進制度認同并降低統治(鎮壓)成本。準此,領導權往往難于進行肯定性描述,適合進行否定性的功能界定,很難說清楚領導權是什么或包含什么,但可以較為清晰地界定領導權可以避免什么——這個關鍵功能其實才是意識形態領導權之所以被需要的關鍵,其肯定性內容需要據此作出調整而不會有一定之規。

  與此相對應,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民眾的批判性和問題意識均被恰當地引導到了批判外部競爭者的方向上了,歐美如此,香港亦然。從這一的“合法批判性”指向延伸出來,本文預備展開一下港獨港鬧事件的批判性與策略選擇問題。

  為什么對抗爭運動而言民望最為重要

  老實說,就港獨港鬧事件的策略選擇而言,極其糟糕,很難相信這不是“特務破壞”的結果。據說陶杰在這個群體中間聲望甚高,這群人動不動就要攬炒,不知道這是不是就是陶杰所說的很中國或者很不中國的體現。陶杰等人的言說邏輯、蘋果系黃媒的宣傳策略,以及運動呈現出來的歇斯底里狀態,存在著一種可以相互解釋的內在同構性。

  大體而言,一場抗爭運動參與者眾多,組織發展不足與節制能力受限,這是必然的,但是,對組織者而言如何保持一個道義現象,給民眾以信心和信任,這是爭取輿論同情和民心民望的關鍵。極而言之,任何運動除非想要走向自取滅亡,否則如何費心地維持一個道義形象和民眾信任,都是第一位的標準。

  回顧三十年前的北京學運,當時是學生糾察隊在馬路上維持交通秩序,是副市長WY下令交警離崗和公交車???,彼時,秩序破壞者和維護者角色的顛倒,給北京市民以極大的心理沖擊。后來宣傳說誰誰誰放火殺人,基本上沒有人相信,市民一般都推測是那些秩序破壞者派人偷著干的。

  一般而言,以政治人物的政治行為,從增進追隨者的信心著眼,最低限度,哪怕是裝,也要裝出一個通情達理的正派人形象來,但是港獨港鬧群體偏偏拒絕這樣的選擇。而對于民間抗爭運動組織者來說,爭取民心民望還意味著謀求“民眾政治忠誠的轉移”——忠誠于新的運動組織力量和新方向,一切民眾運動都需要以奪取舊組織的民眾基礎為出發點。

  所以,如果是以民間身份和力量提出訴求的話,顯然,爭取民心民意的重要性,就處在最優先地位。而且,一般的民眾作為政治上的外行,往往會以道德審視眼光去看待政治行為,保持抗爭行為在道義上的不越界,就需要成為第一戒條。但港獨港鬧運動對此卻根本不在乎,選擇以暴力攻擊平民和商號的激越行動,還常常以堵塞交通要道和破壞秩序的方式,去升級抗爭運動的烈度,完全不考慮此類選擇對一般民眾造成的實際影響和帶來的心理疏遠。

  通常來說,哪怕是以無敵的力量介入政治,為實現目標也會有節約成本的要求,不會直接選擇與所有人為敵,刻意地擴大對立面數量和增加阻力,拉高目標實現成本。而節約成本的操作,總會選擇反對力量最小化的路子,這就需要爭取同盟軍,還需要避免授人以柄以減少人心人望方面的損失,所以預先分清楚敵我并策略性地選擇一個相對小的敵對集合作為批評對象,至關重要。但港獨港鬧群體也不是這樣,他們四處放火、八面開槍,所以,這個不是什么“勇武派”,而是“頭腦匱乏癥”的惡性發作狀態。

  說到底,錯誤的領導權肯定會導致錯誤的策略選擇,肯定就無法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打擊共同的敵人,這種錯失是根本性的,不是強化“斗爭徹底性”或者不怕犧牲的勇敢精神所能夠彌補的。

  手段與目標的匹配性分析

  從手段與目標的對應關系而言,港獨暴徒的愚蠢性表露無疑。我們先站在港獨暴徒的立場上,做一點簡單的展開和分析,需要用什么樣的抗爭策略去匹配什么樣的訴求目標。

  圖解:手段與目標的匹配性關系矩陣

  顯然,如果選擇外部抗爭實現港獨目標甲,那么,說什么廢話都不會有用,只能夠組織百萬雄兵打敗解放軍,此外別無出路;或者,如果能夠組織新的八國聯軍進行干涉,那就能夠對外分攤軍事成本,搭列強的“便車”了,那也是條路子。也就是說,選定了外部抗爭的目標甲,配套的實現手段也只剩下手段甲——軍事或者戰爭解決問題,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除了搞亂自己人的思路之外,都毫無實際價值。

  如果選擇目標甲和手段甲,那么,達成軍事動員方面的隱秘性十分重要,不僅僅是要麻痹對手給自己爭取時間,還需要就此進行長期的系列努力。此時,各種敵對情緒和目標的公開表達,一切引起對手警覺的行為,都是標準的內奸泄密性質和典型的叛賣行為。

  反過來,如果選擇內部抗爭,追求民主或者其他社會政策目標,那么目標乙的實現也就只有手段乙配套。此時只能夠在主權作用范圍之內的法律框架下活動,一切超越法律界限的言論與行為,都會帶來法律后果。如果不想要承擔這些法律后果,以為透過手段乙可以隱晦地推動目標甲,那并不妨礙被對手直接推定“目標甲”,但那樣會帶來自身基本隊伍認識和策略方面的嚴重混亂。

  口里叫囂著“時代革命”,實際上連手段和目標的邊界都鬧不清,或者說不想遵守,此種政治玩法完全是自尋絕路。革命權威毛主席很強調實事求是,以港獨港鬧事件的經驗加以檢驗,可以得到新的鏡鑒:一是組織者不能夠存有任何私人目標和投機方面的幻想,二是不能夠幻想混淆手段與目標的匹配性去拓展新的政治空間;這兩者都是反實事求是的,都是必然會垮臺的。

  總而言之,想要透過手段乙去實現目標甲,或者透過手段甲去實現目標乙,都會帶來根本性的紊亂和自我垮臺。不管運動選定怎樣的潛在抗爭對象,運動能夠對其施加的政治壓力均近乎為零,毫無實際威脅,抗爭對象完全可以選擇坐看風起云落,坐等運動最后垮臺。此時,如果警察不介入的話,在混亂思維指導下的策略與目標不匹配,會導致各種“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后果,無需潛在對手出力,就會自動地走上絕路。

  對社會秩序帶來的嚴重混亂,對生活造成的不利影響,如果無限制持續下去,雖然不會對選定的抗爭對象施加任何壓力和心理負擔,但會帶來支持運動的群眾基礎的背離和疏遠——不管多么具有信仰和信念的人士,其追求政治目標所能夠忍受的成本,均有其最高上限,超過這個上限之后,都會理性地選擇放棄。借用法國學者巴迪歐的概念:忠誠不會是無限的,總會達到最后極限,然后就飽和了。

  當然,如果港獨港鬧事件的群眾基礎,具有無限忠誠特點,永不擔心飽和問題,那顯然就具備條件組織起一支“上下同欲”的無敵軍隊,戰爭解決問題了。此時,一切虛飾托詞均屬多余,直接可以選定手段甲去追求目標甲了。不過,這種狀況歷史上沒有先例,中上層的所謂抗爭總是充滿著門戶私計和機會主義,最接近上下同欲無敵狀態的,歷史上只有過哀兵奮起時代的底層反抗時期。

  由此看來,警察的過早介入,終結了混亂的繼續,對運動自身而言,一個最主要的后果是很多支持群眾尚未達到忍耐上限,這可能會導致港獨潛在支持力量的持續高位。因此,警察過早終結港獨暴徒制造的混亂,對于港獨事業自身而言也是一個“慈善事業”,在港獨群眾基礎徹底瓦解之前——在最后階段的飽和之先——就進行高位止損了。此種司法行為,等價于預先實施了政治性的“救濟”——避免了忠誠下降到門檻水平之下。所以,此一類選擇完全可以界定為政治上的慈善事業,若非如此,對一切潛在對手而言,等到那個多行不義的最后階段,民眾強烈呼喚“利維坦”出場之時再選擇介入,才是最為理想的結局。

  如何降低目標實現成本:敵我識別與縮小敵對范圍的重要性

  在港獨港鬧事件中間,除了選擇內外部抗爭手段與目標方面的不匹配之外,還存在著抗爭對象選擇的嚴重擴大化?;鵒Σ患械暮蠊?,是殺傷力嚴重下降,使得真正的抗爭對象,完全處于逍遙自在的主動地位。

  如果是要對統治階級說不而抗爭的話,顯然,就需要爭取民眾的同情和支持;反過來如果想要是與老百姓為敵的話,那就迫切需要與統治階級的統一戰線。最低限度,這兩者不能夠同時都選,一次性全部對上。

  港獨港鬧事件中間,以登報“驅趕蝗蟲”開始,打擊矛頭向下,根本上得罪了內地民眾,然后又肆無忌憚地攻訐統治者和統治階級,而且還僅僅把批判水準局限于辱罵水平,這是與統治者割席。如果是出自力量自信,有能力把兩者都同時都打垮,那還情有可原,問題是港獨港鬧群體的力量之差和組織之稀松,哪一個單獨目標都應付不了。

  政治上的智障綜合癥之所以壞事,蠢豬選擇之所以蠢,這是進入了錯誤的領導權或者世界觀所設定的盲區——就是陷入了那種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對手的癲狂狀態,在批判鋒芒選擇和力量投放方面完全陷入紊亂,甚至還進入了那種連力量對比都不愿意認真看待的智障狀態。

  此外,港獨港鬧群體還肆無忌憚地選擇攻擊平民和商鋪,這就自動地與水晶之夜的納粹沖鋒隊關聯起來了,這樣的抗爭方式和對象選擇,除了授人以柄和政治自殺之外,看不出任何別的出路。從這樣的選擇出發,運動實際上走入了“最大化道義損失”的歧途,一切運動支持者或潛在支持者都陷入損失分攤的最壞境地,就算是黑幫老大出面支持這個,也終究會帶來臉面上的難堪和損失。即便有黑老大對于傳播手段渠道的壟斷,那并不能消滅損失,而只能夠推遲這種損失的到來時間而已。

  之所以出現此種重大失誤,還完全沒有糾偏和節制,這里沒有任何別的原因——運動組織者的機會主義心理,想要趁著黨國余孽在香港深耕數十年而塑造的“受眾商品”特點,迎合這股情緒做出各種極端表達,獲得“代表性”方面的政治資本積累,為將來可能的選舉中間,把潛在政治利益積累兌現為進身之階。

  以此而論,組織者有沒有擔當,至關重要。組織者是冒著個體損失去引導運動的止損路向——犧牲個人的潛在利益而促進運動高漲,還是僅僅懷有投機心理——想要以運動為手段積累自身的政治資本存量,這兩個不同的選擇,會帶來極為不同的后果。總之,這場持續數月的運動,沒有人從內部提出止損目標和問題,看來組織者也只有小算盤和門戶私計,運動最終放任自流,走向了無人關心運動自身及其公益目標的歧路。

  換言之,運動組織層的機會主義,是由運動自身的內在缺陷所致——此種頭腦(領導權)與軀殼(結構)不匹配引發的,這種對接錯位,促成了領導權的懸空狀態——僅僅與一種普遍情緒相關而與結構無關,這就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葛蘭西所說的“凱撒的歷史性出場條件”。

  政治策略選擇的蠢豬性,與運動組織者的私人目標,倒能夠完全契合。但是對運動自身的損害則是根本性的,此種喪盡人心人望的搞法,短期內是過度消耗了支持陣營民眾的反抗潛能,長期而言是斷送了運動目標。結果,使得這樣一場持續數月且動員了巨多參與者的抗爭,最終成就不會超過塑造為數有限的幾位明星政客的高度。

  很難相信,當今世界上還有這么愚昧無知的群體,會跳出來玩政治,還跳得那么高,一不在乎越過倫理底線喪盡人心人望,二不在乎把大多數驅趕到對立面去。據說他們身上還寄托了更多沉默群體的期待,唉。如果這樣的組織者成為列強反華政策工具的話,顯然,當最順服的走狗也只是些政治上的瞎子——瞎走狗不僅會損害黑老大的臉面,還會嚴重損害到走狗代理鏈條的效率。

  此種蠢豬選擇帶來的無形損害,不要說驟起驟落的烏合之眾會承受不起,就算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黑幫老大都難于承受。雖然以黑老大之強大,能夠承擔人心人望損失的能力超高,但也有其最高限度——不會超過黑幫老大與諸潛在對手之間實力差距所許可的幅度。更何況,黑老大支持瞎走狗,也是要付出無形成本的,支持瞎走狗也會帶來無形損失的,瞎走狗越是亂來,哪怕是口頭支持這些人,需要付出的無形損失也會越大,要知道黑老大的無形資產也不是無限的。反過來,如果走狗很明智很得人心,黑老大的支持和站臺,就會自動得到道義光環的加持,實現無形資產的保值和增值。

  換言之,瞎走狗的私人目標與運動走向的歧異越大,損失的民心民望越多,黑老大出面站臺,為此付出的無形損失就越多,即便是瞎走狗此后選擇成為黑老大最鐵桿走狗和代理人,但代理人效率與無形損失之差,對于黑老大自身的無形資產積累也會造成重大影響。說到底,黑老大與走狗之間的利害關系互換,也許有助于短時段對運動組織層的激勵,但,并不足以承載一種合理的領導權的功能性地位,也掩蓋或者彌補不了運動自身的脆弱本質。

  有些港獨港鬧群體的組織者,被譏諷為“昨日舊走狗、今日新政客”,這是就組織層的部分血脈傳承者而言的。也有些新生代的運動組織者受到足夠的激勵,循此路去積累政治資本,還能夠預期在未來轉換為實際的政治收益,當然,其前提條件是主權永遠不對政治從業者起到規范作用,否則,基于主權與政治從業者的一般關系準則,對于鼓動或支持法西斯行為和國家認同錯位者,極有可能頒布政治行業的終生禁入條款,此種走狗類政治資本積累會貶值為零甚至負數。

  是非黑白的顛倒鏡像:警察行動的“非預期后果”

  如果不從歷史淵源追溯暴徒們的理性無知,以及領導權與結構的不匹配狀況,僅僅從運動的策略選擇看,很容易認定港獨港鬧運動似乎一直都在“特務破壞”的控制之下,如果運動持續下去,肯定會走向自我搞垮的結局——在鐵桿支持者群體那里也會收獲到神憎鬼厭的后果。而避免這個最壞政治后果的兌現,直接源于警察的“強制平倉”行為——這導致了“高位止損”的實際后果。

  一個只要具備初步辨識能力的普通人,不需要多少政治經驗和專門知識,就能夠清楚地看到此種政治抗爭的后果,這不管怎么說,看起來都象是“特務破壞”的策略——近乎一切選擇都服務于得罪大多數、喪失道德形象、疏遠群眾和最終搞垮自己。就連出面站臺的黑老大,都不得不為此付出更多的無形資產損失,千萬不要以為黑老大的臉面就不值錢。

  由于運動組織者的愚蠢程度過高,因此造就了一個是非黑白顛倒的鏡像世界,各方行為人及其策略選擇的政治后果,都會因此被徹底扭曲。

  在這個鏡像世界里,警察行為的主觀追求是恢復秩序,回應普通市民的秩序需要,但其客觀政治后果則是為港獨港鬧群體進行政治止損。

  這可以分兩個方面來看待,一方面,警察疊次出場帶來的一般性威懾,使得抗爭行為潮流中間,極端反道德事件數量和烈度均大為下降,這會減少港獨港鬧群體在人心人望方面的損失,同時還會給其群眾基礎以更為持久的耐受力,轉換為巴迪歐的語言——這會讓忠誠更持久并推遲飽和結局的到來。

  另外一方面,警察最后階段的強制清場選擇,運動近乎戛然而止,其政治方面的“非預期后果”是幫助實現了高位止損,避免了其港獨港鬧群體的群眾基礎的最后瓦解。

  在運動被“高位止損”之后,一個可能的狀況是各種潛伏的反抗能量尚未充分充分釋放,按照毛爺爺的說法是“膿包沒有穿頭”以后還有可能反復發作。甚至,如果運動組織層提高了自己的策略水平,可能會帶來更為充分的群眾動員和更高的抗爭水平,到了下一次警察想要出場止損,就不見得能夠那么容易成功。

  警察提前出場終結勇武程度最高的集結方式,其后果如上所言。這個選擇有一點點意外,說成是政治慈善事業是僅僅就其后果與功能而言的,另外的可能性是充分小看了反對者的能力和能量——認為其各種后續發作帶來的潛在政治損失足夠小且可控,那么,從支持者那里收獲的微小政治支持的決策也算是合理目標了——這就可以選擇承擔相關政治成本去回應支持者的吁求。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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