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刺凯恩回归:夏小林:建國70年:“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下)

2019-10-09 16:26:00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夏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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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后40年”:“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热刺最新球员名单 www.cjiozx.com.cn   第二階段,即“后40年”中,國有企業總資產、國有資產、所有者權益、企業戶均資產規模、科技水平、總產值、營業收入、利潤和稅金等絕對指標“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近些年已從一再“減少一些”轉向趨穩,且有轉為回升的征兆。

  (一)指導思想。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是緣于不滿足原有成就,解決存在的某些問題而發生的社會主義新探索。在其過程中,一如既往,國有企業重要地位得到憲法肯定,受到黨的高度重視。1982年的憲法規定,“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國營企業在服從國家的統一領導和全面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有經營管理的自主權。”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將原憲法第七條、第十六條中的“國營經濟”“國營企業”,分別修改為“國有經濟”“國有企業”,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有權自主經營。”1999年的憲法修正案,根據新的實踐規定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即“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該版憲法和其后2004年、2018年兩次修訂的憲法,均同樣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有權自主經營。”由此可見,在黨的領導下,就是在“后40年”歷經修改的不同版本憲法中,“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及有關“國有企業”規定的基本精神,是始終如一的。憲法為改革開放中“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提供了基本支持。2013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先后提出的“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大政方針,均深刻體現了憲法關于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規定,符合中國改革發展的實際要求,在實踐中發揮了強大引領作用。

  (二)基本評價。

  “后40年”中,國有企業一系列重要絕對指標 “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優化布局,向重要領域集中。2019年3月9日,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曾表示,從“過去幾十年改革實踐看,改革確實使得我們企業(指國有企業——引者注)做優做強做大,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在相對指標上,與1978年比較,這一時期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比重曾不斷地“減少一些”。但國有企業進入“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運行質量和效益明顯提升”的改革發展新階段后,新氣象出現了:國有企業主力軍,即國有工業企業的資產、主營業務收入等重要相對指標已出現趨穩,或回升現象。其他行業的國有企業發展也不錯。這反映出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相對地位開始變化。對此,目前還需要持續觀察。

  (三)主要數據和其他資料。

  以下利用有關政府部門已發布的有限數據等,描述 “后40年”“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絕對指標的軌跡。這些部門的統計方法、數據差異及其不時的變化,并不能影響對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長期大勢向好的觀察。

  1.財政部統計口徑下的非金融業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1978年至2018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年均分別增長11.9%、10.3%; 2018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所有者權益分別達到1978年的247.1倍和130倍。2018年末,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為178.7萬億元,所有者權益為63.1萬億元,營業收入為58.8萬億元,利潤總額為3.4萬億元。其間,2018年比2008年,全國國有企業應交稅金做大2.7倍。2019年1-8月,面對國內外更復雜的經濟下行壓力,國有企業增長保持穩中有進。

  全國國有企業戶均規模水平提升。結合“后40年”全國國有企業數量大量減少與其資產總額、產出快速大幅增加情況,可以確認,這期間國有企業戶均資產規模、營業收入規模等也在不斷“做強做優做大”。財政部沒有提供這期間全國國有企業數量減少的數據,但部分年份的相關數據可以從國家統計局網站上看到。

  2. 國務院國資委系統全國國有企業總資產、國有資產、所有者權益(其中少量屬“社會資本”所有者)、企業戶均資產規模、總產值、營業收入、利潤和稅金等絕對指標“做強做優做大”。

  (1)國資委監管系統全國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該系統國有企業分布在16個行業,有農林牧漁業、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批發零售和餐飲業、房地產業、科教文衛,及金融業部分國有控股金融公司等。

  據2004年至2016年已出版的《中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年鑒》數據,在最接近2019年的13年中,國務院國資委統計口徑下的全國國有企業實現了不間斷的“做強做優做大”:2015年比2003年,國資系統全國國有企業在減少25022個的同時,企業資產總額做大6.1倍,國有資產總量做大3.9倍,企業戶均資產規模做大7.4倍,所有者權益做大5.6倍,上交稅金做大4.8倍。全國國有企業利潤做大4.7倍,

  之后,2019年7月29日,國務院國資委負責人采用近年數據進一步說明,十八大以來的6年中,國資系統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取得重要進展:“2013年—2018年國資監管系統企業資產總額從85.4萬億元增長到180.7萬億元,營業收入從42.0萬億元增長到55.4萬億元,利潤總額從2.2萬億元增長到3.4萬億元,年均增速分別達16.2%、5.7%、9.3%。”這期間,由于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產出都在快速大幅增長,其間按注冊分類的國有企業數量卻處于或多或少的縮減中,這就意味著國有企業戶均資產規模、營業收入規模等也在不斷“做強做優做大”。

  這里,如按2018年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報告全口徑的國有資產數據進行歷史比較,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做大顯得更為突出:2003年至2017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從19.7萬億元增長到183.5萬億元,做大9.3倍(全口徑數據與國資委數據差別不大,故忽略不計)。其中,即使在少數人鼓吹國有企業應退出的充分競爭行業,據《人民日報》報道,這些年“國有企業(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它們處在充分競爭行業,以提高微觀效益為中心開展生產經營活動,接受市場檢驗,實行優勝劣汰,在發展壯大自身、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同時也有力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國有企業可以在包括“充分競爭行業”在內的競爭性行業較好發展的現象,國務院國資委早在2004年就曾用數據顯示,國有企業在競爭性行業利潤增速較快,曾達到44.6%,比其在公益性、壟斷性行業利潤增速分別高出17.4和23個百分點。國有企業效益同壟斷與否沒有必然聯系。

  當然,至今國有企業的小微企業仍較多。全國國資系統監管的12.5萬戶國有企業里,大中型企業占比為26.8%,其余73.2%是小微企業。尤其在地方,一些公益性企業等都屬于小微企業。所以,這種企業規模結構使得全國國有企業戶均資產規模并不是顯的很大。2003年至2015年,全國國有企業戶均資產規模只從1.3億元“做大”到9.6億元。但這也遠遠超過2018年末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1.1億元的戶均資產規模。國有企業戶均資產規模大幅度“做大”的趨勢,集中體現在大中型國有企業層面,如央企,或工業行業的其他大中型國有企業等。這些國有企業為改變我國工業等行業集中度偏低,完善產業組織結構和增強國際競爭力等做出了較大貢獻。

  (2)這里有必要單列出國有工業和農業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數據給予評論。這是兩個被少數經濟學人集中抹黑國有企業,以繼續推動私有化的較敏感領域,其大部分企業也在國資系統,并處于競爭性領域。但即是在這里,“后40年”國有企業在曲折探索中發展壯大,越來越好,而非“糟得很”的軌跡也是清晰可見。如1978年至2001年,盡管在若干年份中,國有工業企業等在一個并不怎么規范的市場經濟中探索改革和優化結構,企業戶數大量減少,工人階級和國家付出了代價。但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國有企業仍頑強地闖關而過。即使在國有企業“三年脫困”期間,也僅是1997-1998年產值增速略有下降,1999年即開始了持續回升。總體來看,在國家統計局口徑下,2001年比1978年,國有企業工業總產值做大12.9倍,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做大19.4倍,企業戶均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做大34.6倍,利稅總額做大7.7倍。其后,國有工業企業改革發展加快。2018年比2001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總資產做大3.8倍,企業戶均資產規模做大15.4倍,主營業務收入做大7.1倍,利潤總額做大7.1倍。另外,2018年比2001年,工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虧損面減少11.2個百分點,下降為25.7%;企業虧損總額占利潤總額之比減少19.7個百分點,下降為18.1%。在這期間,宏觀經濟波動、結構調整、全球金融風暴沖擊和貿易戰等,雖然產生了程度不等的經濟下行壓力,都沒能夠擋住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向好趨勢。

  在農業中的國有企業,按照黨中央、國務院“堅持國有屬性,服務大局。圍繞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完善國有農業經濟實現形式”的改革方針,及落實農業部 “積極推進組建專業化、區域化的現代農業企業集團,做強做優做大農墾企業”的具體要求,其發展勢頭也并不弱。2017年比1996年,國有農場農業總產值做大5.9倍;國有農場戶均產值規模做大7.2倍。

  簡言之,這里再結合以上國資系統全國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數據作背景看,國有企業在充滿競爭的工農業等領域通過改革發展“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效率不斷提高,應是確定的基本事實。

  3. 國資系統中央企業的總資產、國有資產、所有者權益、企業戶均資產規模、營業收入、利潤和上交稅費等絕對指標“做強做優做大”。

  中央企業“做強做優做大”。非金融國有企業里的中央企業地位舉足輕重,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中表現突出。綜合國資委、財政部的數據看,2018年比2003年,中央企業戶數減少89個,2018年為96個(未計入2018年下半年新轉入安能集團)。但這期間中央企業資產總額做大9.7倍,戶均資產規模做大18.6倍,營業總收入做大7.6倍,所有者權益做大8.9倍(2018年央企所有者權益中36%屬于“社會資本”所有者)。2017年比2003年,中央企業的利潤總額做大4.8倍,上交稅費總額做大5.5倍。

  既大且強,并肩世界一流企業?;乖?016年11月5日,國務院國資委一負責人就已指出:“從國際對標比較來看,國有企業經營績效完全可以與世界一流企業并肩。今年最新發布的財富世界500強中,國有企業有83家,比2005年增加68家,其中中央企業50家,國家電網、中國石油、中國石化分別位列世界500強前2-4位。我們專門組織課題組,從企業經營實力、財務績效和技術經濟指標三個方面進行對標分析,對石油石化、鋼鐵、航空運輸、通信服務和電力供應5個行業世界領先企業進行綜合評價,這些行業中14家中央企業或其主業上市公司中有11家達到世界一流企業水平,其中國家電網列電力供應業第二位,中石油和中國移動列石油石化和通信服務業第三位。” 誰說“國企大而不強”?

  科技進步突出。國務院國資委曾發表《20張圖表數說中央企業改革開放40年成果(2003-2017)》。其中,中央企業科技進步成績十分顯著。繼而,在2018年國家科技獎勵大會上,中央企業又獲得的國家科技技術獎勵是98項,占獎項總數的40.8%,其中包括特等獎。特等獎這幾年基本上都是中央企業獲得的。另外,2019年7月國家統計局列舉的“后40年”我國科技進步成就,如“發電設備、輸變電設備、軌道交通設備和通訊設備產業方面已經處于國際領先地位;‘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多次蟬聯全球超算500強榜首。載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重要成果,北斗導航進入組網新時代”,其絕大部分都是中央企業的產品,僅超級計算機是由中國科學院國家并行計算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研制的。但這個單位也是屬于中央單位的企業。另外,中央軍工企業貢獻的“國之重器”,其展現的科技進步水平也很突出,具有國際先進水平,令視中國為“戰略對手”的某些西方國家心懷大忌。

  市場買方影響力不容小覷。據2018年發布的數據,“中央企業作為甲方,與民營企業在執行合同近700萬份,金額超過10萬億元”,占當年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30.6萬億元約三分之一。這反映出中央企業對規模較小的眾多私營工業企業等強勢的買方影響力、控制力和主導作用,及產業鏈上的“共生共榮”狀況。如在這方面有全國國有企業的相關數據,估計國有企業的買方影響力、控制力和主導力量會顯得更大。

  4.金融業國有企業總資產、國有資產、所有者權益(資本)、企業規模、營業收入、利潤等絕對指標“做強做優做大”。

  (1)金融企業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實力日益壯大。據《國務院關于2017年度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的專項報告》,“后40年”中,“我國金融企業國有資產實力日益壯大,資產分布以銀行業為主體,集中在中央本級,境外金融資產規模穩步增長。” 截至2017年末,我國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總額241萬億元,負債總額217.3萬億元,形成國有資產16.2萬億元,“較好實現了保值增值目標。2013—2017年,中央國有金融企業營業收入由4.3萬億元增至5.8萬億元,歸屬母公司凈利潤從1.2萬億元增至1.4萬億元。”“‘家底’進一步豐實壯大。”

  (2)金融業保持國有資產主體地位和國有金融機構絕對控制力。2017年我國金融機構本外幣資產為252萬億元。其中241萬億元國有資產在金融機構資產本外幣構成中占有95.6%的絕對優勢地位。同時,金融業股權、資產多元化也在相應發展。2019年5月2日,中國銀保監會負責人指出,“當前,我國銀行業保險業已形成了國有、民營和外資等多元股權結構。其中,民營資本在股份制銀行、城商行、農商行和保險公司總股本中,占比已分別達到43%、56%、83%和49%。外資銀行和外資保險公司在華資產占比為1.64%和6.36%。”按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這種金融業股權多元化的日程,應該是圍繞“保持國有金融資本在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保持國家對重點金融機構的控制力”而進行。

  (3)國有銀行資產保值增值,規模持續做大。一些重要銀行不斷進入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名單,排名不斷提升?!噸泄鶉諛曇返氖菹允?,2016年比2003年,我國重要的幾家政策性銀行、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總資產分別做大10.8倍、5.4倍。其中國有所有者權益、國有資產和服務規模也都做大了。2016年比2012年,政策性銀行、大型國有資本絕對控股商業銀行的所有者權益分別做大2.8倍、1.7倍。其他國有控股股份制商業銀行等,也在快速發展壯大。2011年以來,中國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和建設銀行先后入選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其后,中資國有控股銀行的系統重要性排名不斷提升。2018年,在系統重要性排名31-50名的銀行中,交通銀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和招商銀行也被列入。

  另外,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國家持有包括政策性銀行、重要國有商業銀行在內的17家金融機構股權。截至2018年上半年,其運行十五年上繳利潤與持股權益合計是國家投入資本金的6倍多,實現了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亦即實現了一批包括銀行在內的國有金融企業“做強做優做大”。

  5.全國非金融、金融業國有企業應交稅金等絕對指標“做強做優做大”。據財政部的數據,2018年非金融業全國國有企業應交稅金46089.7億元,比2003年上交稅金8361.6億元做大5.5倍。這里,如能夠計入金融業國有企業的稅金貢獻,近些年我國全部國有企業應交稅金應再增加1萬億元以上。例如,2017年金融業稅收收入為17050億元,按金融業95.6%的國有金融資產占比估算,當年金融業國有企業應交稅金可能約為16299.8億元。將其與同年非金融業國有企業應交稅金42345.5億元合并,全部國有企業應交稅金約為58645.3億元,占全國稅收收入約為34.4%,是同期全國私營企業2萬億元稅收額的2.9倍。

  但這還不是國有企業對國家財政收入等的全部貢獻。因為,這里沒有涉及國有資本收益,也沒有涉及國有企業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鸕任侍?。如2019年7月,國有資本劃轉社?;鸕淖钚陸故?,政府“還將對35家中央管理企業實施劃轉,預計中央層面59家企業劃轉國有資本總額6600億元左右”。這種“劃轉”是否會形成對私營企業等的“變相補貼”,是否會加重國有企業的融資、財務和競爭力負擔,是否符合一些人說的“競爭中性”“所有制中性”,答案應是比較清楚的。

  另據國家稅務總局《中國稅務年鑒》數據,1993年比1986年,國有經濟的工商稅收做大1.85倍。2017年比1998年,全國稅收收入口徑下的國有企業稅收額做大3.2倍。但由于部門統計口徑不同,其國有企業稅收額大幅低于財政部統計的國有企業稅金額。例如,2017年1-12月財政部口徑下的國有企業應交稅金為42345.5億元,而國家稅務總局全國稅收收入口徑下的國有企業稅收額為14728億元,僅相當于前者的34.8%。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數據,對于分析國有企業稅收實況,進行比較研究是非常不利的。

  (四)國有經濟布局調整:比重“減少一些”與回升的辯證法。

  “后40年”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1990年代初之前,由于生產力發展不平衡和政策變化原因,在“短缺經濟”條件下較快形成了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局面。至1990年代初,國有經濟在GNP比重已從1978年的55%左右,下降到46%左右。“短缺”過去后,市場競爭加劇,國有經濟如何適應市場問題極為突出,在一定時期中采取特定政策解決這種問題,使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成為國有經濟比重下降的重要政策性原因之一。這在總體上是有合理性的。在這種政策日程展開后,隨著國有經濟同市場經濟日益融合,不斷做強做優做大,其在國民經濟比重由特定時期的大幅下降,轉變為趨穩或逐漸回升既是正常的邏輯結果,也是改革開放和國有經濟結構優化的結果。這種從有序大踏步退到趨穩,或趨進的戰略態勢轉變,也確實在國有資產高度集中的工業行業得到了初步證實,具有較強代表性。1990年代以來發生的這些情況大體分期如下。

  一是國有經濟“瘦身健體”,及前瞻性政策安排時期。按2012年國務院一份報告的提法,在1993年“把國有企業引入市場”的任務完成后,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根據“國有企業的體制轉換和結構調整進入攻堅階段”的情況,做出了“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等重要決定。具體原因有,“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還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布局過寬和要“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等。這項決定要求,“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它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中央預計,在實施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相關改革后的一段時間內,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還會“減少一些”。展開這次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的時間表,是“從現在起到下個世紀的前十年”,即從1997年起到2010年。

  為了落實十五大提出的任務,1999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做出進一步規定:國有經濟要“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國有經濟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投資加快發展”,競爭中實行企業“優勝劣汰”,等等。這里鼓勵國有企業要酌情“加快發展”發展的“競爭性領域”,從邏輯學角度看,其內涵包括了后來文件說的“充分競爭行業”,及少數人說的所謂“一般競爭性行業”。同時,這份文件再次確認國有經濟“比重還會減少”時,也十分明確地指出,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國有經濟比重“可以有所差別”。這就既為當時國有經濟比重將“減少一些”做了說明,也為在完成“攻堅階段”任務后,如在2010年后的某一時點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將穩定或提高,并需要相應的新政策,做出了富有前瞻性、靈活性的戰略預見和重要安排。關于該《決定》實現政策目標的截止時間,與十五大報告相同。

  十五大確定的政策日程較快地取得了明顯成效。2004年國務院國資委即指出,僅“從1998年到2003 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從213.7 億元提高到4951.2 億元,增長了22.2 倍;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從14.9 萬億元增加到19.7 萬億元;凈資產從5.21 萬億元增加到8.36萬億元;1998 年到2003 年,進入世界500 強的企業由3 家增加到15 家, 其中內地的14 家企業全部是國有企業。上海寶鋼集團公司2003 年鋼產量居世界鋼鐵企業第六位, 銷售收人和凈利潤居第一位,已經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2003 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上繳稅金8104.5 億元, 占全國工商企業的一半。綜合而言, 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在數量減少的同時,利潤增加了、競爭力增強了, 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更強了。”當然,這也表明國有企業效率、戶均資產規模在持續提高中。

  至2010年,十五大提出的具有特定內涵的優化布局和改革任務基本結束后,2012年10月《國務院關于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工作情況的報告》對這一階段工作的評價是:“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取得顯著成效。”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都高度評價了這一時期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工作成就。

  二是國有經濟“強身健體”時期,及開始變化的戰略態勢。2011年后,黨中央在“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運行質量和效益明顯提升,在國際國內市場競爭中涌現出一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骨干企業”的新階段上,實行了“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重大政策。這為穩定,或提高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并實行相應政策的新變局創造了重要條件。國有工業經濟比重出現了趨穩、回升現象。

  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企改革的指導意見》重申,“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不斷取得重大進展,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運行質量和效益明顯提升,在國際國內市場競爭中涌現出一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骨干企業”,并系統地提出了符合新時期“問題導向”的改革方案。

  這兩份文件關于國有企業狀況的評價意味著,與2011年之前相比,新階段的國有企業已“今非昔比”。在這種全新形勢下,從2013年開始,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先后做出“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重要決策,且明確要求國有企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在2019年來評論這兩個“做強做優做大”決策,它們可能意味著,22年前的十五大報告中,關于在一定時期中,國有經濟比重還會“減少一些”的預計,隨著當時具有階段性內容的改革和戰略調整任務基本結束,在新階段上已有可能被國有經濟比重應“穩定一些”,或“增加一些”的新預期所取代了。這也符合“鳳凰涅槃”的本意。“時移則勢異,勢異則情變,情變則法不同”。

  國家數據顯示,在2011年開始的新階段上,過去國有企業曾明顯下降的某些重要指標,確實已有初步變化,即從過去的大幅下降轉為趨穩或開始回升。如從絕對指標看,2017年比2010年,按控股情況分類的全國國有控股企業增加7.6萬戶。在這期間,按注冊分類的全國國有企業已開始穩定在13萬多戶的水平;國有單位從業人員數也在趨穩。這與過去“三年脫困”等時期,國有企業和從業人員大幅減少的情況已有根本的不同。盡管這期間國有企業經歷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如“去過剩產能”“減少層級”等)的考驗。

  從相對指標看,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的總資產、主營業務收入等占比,是在逐步趨穩,并有所回升。(1)占比趨穩。2016年比2011年,在工業總資產和主營業務收入結構變化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占比分別只減少2.9、6.6個百分點。其間,2014年至2016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總資產占比連續保持在38%以上。另外,2011年至2018年,新、舊統計口徑下的工業企業結構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占比基本上都保持在5%或靠上一點。(2)占比回升。在國家統計局2017年調整后的數據中,2018年比2017年,在工業總資產、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結構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占比分別增加0.6、5.1和5.8個百分點。這種新局面和貫徹十五大“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時情況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毓死?,那個時期的2010年比1998年,國有工業企業總資產、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的占比,是分別大幅下降了27、24.4和8.2個百分點。

  新時期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關鍵性相對指標的變化,應該在較大程度上反映出非金融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相對地位開始趨穩,部分重要相對指標也開始回升了。過去那種一再“減少一些”戰略態勢,為趨穩、甚至是趨進的復合型戰略態勢所取代。因為,在囊括了絕大部分國有企業的國資系統全國國有企業年末國有資產總量結構中,工業行業國有資產占比在85%左右。這間接顯示了在這一特定企業群的產出上,國有工業企業也占有絕對優勢??梢勻銜?,目前國有工業企業的這種變化,對非金融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相對地位變化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創造歷史的是合力,包括不同意向之間的沖突。目前的突出問題可能是,(1)擴大金融業開放,尤其是央行、銀保監會等已明確表示,不限制外資收購大中型國有銀行等金融機構股權后,金融業國有經濟相對地位將發生怎樣的變化。但是,只要金融業公權機構能夠遵憲認真貫徹落實總書記、黨中央“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規定,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關于“保持國有金融資本在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保持國家對重點金融機構的控制力”規定,那么,即使外資進入金融業有所增加,國有金融企業相對地位稍有變化,對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趨穩,或回升也影響不大,是有可能“對沖”掉的。如情況相反,則比較麻煩了。其他那些對外擴大國有企業股權開放的行業中,包括工業(含制造業),可能也存在類似問題。

  (2)2019年9月18日,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翁杰明博士在新聞通氣會上宣布,中國國企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包括“一般性的競爭行業,國資要加大退出力度”。在這里,他幾乎是在逐字重復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和“憲政改革”,及“向往歐美模式”的吳敬璉研究員的錯誤政策建議,與厲以寧教授宣布的“私有化”政策建議也是絲絲相扣。對照黨中央、國務院相關重要文件規定,可以看到翁這種早就被批評過的陳腐不堪的政策性宣示,嚴重違反了中共十五大報告、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的重要規定,嚴重違反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關于競爭性行業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規定,更是與“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的新時期,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關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重大決策背道而馳,是在“搞小國有企業”,改變今天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發展的良好局面。這種東西真在全國付諸實施,也將對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趨穩,或回升產生負面影響,制造麻煩。當然,體制內明白人不少。但對此還是需要保持警惕,予以批評和糾正。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階段性差別現象的可持續性,目前還需要持續關注和評估。它們可能意味著,新階段上國有經濟的“進”和“退”都已展開了新姿態,有了新內涵。這種新誕生的“勢”,應是在市場和政府的雙重作用下“波浪式地向前擴大”,難以一帆風順。目前“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需要沖破那些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需要有新的具體政策來呵護和引領。這樣做的基本依據仍是“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的憲法第七條規定。核心政策則還是“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孫子兵法》講的是‘善戰者,只求于勢’,察勢者智,馭勢者贏。”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等,應利用信息優勢對此開展更為全面的數據、趨勢和政策性分析,識別、抓住和利用戰機。井岡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何況今天,相對工業里的非公企業等,國有工業企業本來就擁有不少整體優勢,如產業占位、資產總額、企業規模、技術設備、人才和管理水平、融資等,并非弱者,是“星火成片”的高山峻嶺。其旁邊的金融業里,國有企業、國有資本也一直占絕對優勢,雙方完全可以在市場里依法平等互利,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框架下共同為提升國有經濟比重和貢獻作出努力。政府作為全民委托代理的“老板”,能不為此提供正能量么?

  在這里,體制內個別人主張引入的資本主義國家所謂“所有制中性”“競爭中性”政策,在我國社會主義憲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規定面前,在我國國有企業承擔的“非中性”特殊社會責任(如上交國有資本收益將提至30%,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百元營業收入支付稅費是非公企業的2.3倍,不遺余力服務國防建設、救災救難,按政府計劃給 “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增加貸款等)面前,在西方國家以“貿易戰”、“金融戰”、限制投資等經濟手段為前鋒沖擊“后40年”中國的大變局面前,在他們之間包括了諸多國家明、暗行為的激烈競爭面前,在他們仍然嚴控、補貼本國國有企業等事實面前,統統都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的虛偽而有害的觀點,甚至是違反了市場競爭中的形式平等規則。當然,這在邏輯上也可能涉嫌違憲和其他相關法律法規。“所有制中性”“競爭中性”和資本主義憲政民主一樣,都是虛偽說教。其背后的“世界不是平的”,因為市場和政治關系從來都“不是平的”。早有外國學者警告,要善于將西方國家說的和實際上做的區分開來,不要上當受騙。

  如果今天有人還只曉得一味減少國有經濟比重,可能就屬于總書記說的“是抱殘守缺、不思進取”的懶人,或是那種就想搞小、搞沒國有企業的人了。這樣的分析,并不是要質疑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以為有所不為”的布局調整原則在今天、明天的合理性。從市場角度看技術進步、結構變化和企業經營,國有經濟持續的優化布局、戰略性重組等,在任何時候都是需要的。其中可能變化的只有某些具體問題或做法。這種不斷變化的調結構、優化布局內容,在黨的十六大報告至十九大報告中都有所闡述。所以,在新的階段上,國有經濟比重趨穩或上升,完全可以和結構優化、企業重組等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例如,2011年至2019年,在國有企業發展壯大中,“有進有退,有所以為有所不為”的布局調整就沒有停過腳。多年來,其它經濟成分中也存在這種現象。在國民經濟的眾多競爭者中,國有企業沒有必要去當“只退不進”賈桂。歷史的經驗是,當“退”要從容有序,該“進”當仁不讓。在憲法框架內,怎么對絕大多數人利益“最大化”有好處,就怎么干。

  (五)小結。

  “后40年”國有企業一系列主要絕對指標“做強做優做大”,十分亮麗。國有企業向重要領域集中,在國民經濟比重下降。但在2011年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新階段上,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的資產、主營業務收入等比重已開始趨穩、回升。在新形勢下,如何全面穩定,或提高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應該已成為具有現實性的政策新課題。要警惕體制內少數人逆反言行的誤導。

  四、“后40年”所有制結構變化簡評

  (一)數據及其他資料。

  “后40年”GDP所有制結構中,國有經濟、公有制經濟占比明顯下降。這間接反映出經營性資產結構中也存在這種現象。

  1.政府的 GDP構成數據:非公經濟占60%左右;來自NGO的“民營經濟”內涵、統計口徑自相矛盾,數據“掠人之美”;全國國有、集體等公有經濟、外商和港澳臺投資企業增加值數據付之闕如。

  國家統計局沒有以官方名義發表過完整的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數據。有關的具體進程更缺乏連續性數據來顯示。2016年7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民間投資有關工作的通知》中有一句話,“非公經濟創造了60%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這是中央政府關于我國GDP所有制結構狀況的一種非全面的正式表述。它說明“后40年”中,非公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超過了1978年國有經濟在GNP結構中55%的比重,及公有制經濟98.2%的比重。但這個數據與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2016年全國稅收收入結構中,非公經濟(私營企業、個體經濟)占比僅為15.9%顯得很不協調,等等。

  現政府在使用的來自NGO的“民營經濟56789”也不能夠代之說明問題。因為,首先拿出這種數據的全國工商聯及民間研究機構,歷來都較為專業地公開表示,其宣傳“民營經濟”各種突出貢獻的數據中,是“除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和外商投資企業(經濟)之外的其他所有企業(經濟)”的數據。如其中不僅合并了大量城鄉集體經濟的數據,還合并了“股份制”“聯營”企業等的數據。但在這種界定下,“民營經濟”的內涵、統計口徑和數據難免出現自相矛盾。因為,(1)國家統計局對“股份制”的解釋是,在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經濟指標中,“‘股份制’里面包含國有及國有控股和私營等內資企業中的股份制公司,‘外資’中的港澳臺投資股份公司、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和‘私營’中的私營股份有限公司。”按“股份制”的這種政府定義,所謂“民營經濟”是無所不包,僅通過囊括“股份制”就把部分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等也拉來壯大自己的聲勢了。它并沒有真正完全排除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外資企業數據,且在經濟指標上有“掠人之美”嫌疑。(2)在國家統計局的工業企業統計中,“聯營企業”的主要形式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聯營,等等。這也和“民營經濟”的內涵、統計口徑和數據存在一些矛盾。這些例子足以說明,“民營經濟”(或企業)絕不可以視同于非公經濟。它是一個成分非?;煸?,且有內在矛盾的概念,其經濟指標不僅內含私營企業、個體經濟數據,還吸收了全國部分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經濟)、聯營企業、股份合作企業、外商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等的經濟數據。其中,集體經濟為主力軍的第一產業增加值就占GDP的7%以上,而城鄉集體經濟的就業占比就更高了。而這些,卻都被納入在一些人眼中視同于非公經濟的“民營經濟”范圍了。“民營經濟”這種混雜、龐大的“數字貢獻”,實有為非公經濟“打腫臉充胖子”,要政策、要優待的可能。簡單一句話,“民營經濟”數據不能視同于非公經濟數據,不可以成為夸張地炫耀非公經濟地位的“九龍九鳳冠”,那只能導致對焦不準的“錯愛”?;毓死?,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其政府的民營經濟概念還是較清楚的,專指國內私人經濟。當時,共產黨也曾這樣使用過它。1980年代,日本將本國私有化行動稱為“民營化”,其界定也是清楚的。顯然,今天在“民營經濟”概念、統計口徑和數據問題上,政府方面是應該抓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了。

  關于全部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及外商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的增加值數據等,多年來都是付之闕如。所以,今天基本經濟制度的量化分析仍是薄弱環節。想來,應該正是由于這些原因,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文件中,才在一句話中就并列使用了“民營企業”“非國有資本”“非公有制經濟”三種概念,而非“等量齊觀”“一勺燴”。領導人在有關講話中,也是分別使用這三個概念的。

  2.民間估計的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

  利用國務院辦公廳提出的非公經濟數據,再合并上目前也是不清楚到底是百分之幾的全國外商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等的增加值數據來估計,“后40年”公有制經濟在GDP比重應在30%多。這是一種僅有參考意義的“模糊”把握。其中,減去集體經濟為主力軍的第一產業約7.9%增加值比重后,金融業、非金融業國有經濟增加值占比大約在25%左右。國務院國資委曾在2006年、2007年《中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年鑒》發表過非金融業全國國有企業增加值在2005年、2006年分別占GDP21.3%、20.9%的數據。但從那以后,相關數據就消失了。而從2006年至2016年,國家統計局的工業數據顯示,國有控股企業資產、主營務業收入比重下降較明顯,分別減少7.9、11.7個百分點。非國有企業則在增加。估計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年的國民經濟中,全國國有企業增加值比重進一步下降是在所難免的。即使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重要指標占比有趨穩或回升現象出現,但它們對國民經濟中全國國有企業增加值比重影響有多大,目前仍難以判斷。

  3.GDP結構背后的經營性資產結構。

  GDP所有制結構中,國有經濟、公有制經濟占比明顯下降,間接反映出全國許多行業的總資產結構,或說是全國經營性資產結構中也存在這種現象。國家統計局有專家利用多種方法推算、估算,說明在我國經營性資產結構中,確實存在包括國有資產在內的公有資產比重明顯下降的趨勢。由此可見,解決GDP和全國經營性資產里公有資產比重低,是“一體兩面”之事。雖然,產值、增加值和資產相比較,它們各自的下降幅度會有一定差距,比重也不可能相等。據以上GDP結構作間接評估,與公有制經濟單位在GDP占比在30%多相對應,全國經營性資產結構中的公有制資產占比,應該比其高一些。這主要是因為在公有制經濟的國有部門里,重工業較為集中,一般具有資產大,產出(包括增速等)較低的特點。例如,目前工業中的國家資本金有94.1%集中在重工業,這對于拉低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增加值、營業收入、利潤水平和增速等,其作用肯定是明顯的。

  這里順便指出,那種認為在全國經營性資產里,包括國有資產在內的公有資產即使減少很多,也無關緊要的觀點是有問題的。例如,改革開放以來,在憲法、黨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關于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和城鄉集體經濟改革發展的眾多規定中,絕大部分都和經營性公有資產有直接關系。如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的國有經濟和經營性國有資產,作為農村主體的集體經濟和經營性集體資產,都是“渾然一體”“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的。大量減少這些資產,實際將導致削弱或否定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的重要作用。在此意義上說,那些非經營性的公有資源資產、行政事業資產就是市值再高、再大,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也難與經營性國有資產、集體資產比肩。所以,如果經營性資產里包括國有資產在內的公有資產減少很多,這并不是一個可以不屑一顧,或輕描淡寫的輕松話題。因為,如果公有資產的絕大部分都脫離了生產經營,意味著絕大部分工人重新淪為雇傭勞動者,絕大多數農民失去土地成為雇農,絕大部分利潤屬于極少數資本家,鄧小平擔心的財富、收入兩極分化將突飛猛進,此時對于絕大多數工人、農民等普通勞動者而言,公有制還有什么實質性意義呢?在這種經濟基礎上,又將存在著什么樣的上層建筑呢?

  當然,如前所述,2011年至今,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已經在穩定或提高資產、產出比重上做出一些改變了。但這些局部變化對目前GDP結構等的整體影響仍很難評估,需要繼續觀察。需要注意的逆向趨勢是,如果今后西方跨國公司在其母國嚴格控制我方國有企業投資領域和規模的同時,乘我擴大開放之機,大踏步進入我國金融業、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和農業等眾多領域,國內私營企業也按“機會平等”規則群起效之,那么,國有經濟在在國民經濟比重,可能將面臨新一輪下降壓力。而面對歐美跨國公司,相當一部分私營企業也未必就能夠獨善其身。老板換國籍也沒有用。

  (二)簡短討論。

  要正視“后40年”形成的GDP、經營性資產所有制結構變化和后果,拿出“鳳凰涅磐浴火重生”的戰略性對策。要害是依憲在國民經濟中提高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比重。其中,國有經濟是重點,是“領頭羊”。在以往的某個階段上,允許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等于永遠如此。一切隨條件變化而變化。“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對此,黨中央文件早有闡述。希望國家統計局早日公布關于我國GDP、經營性資產所有制結構數據,把相關問題的討論引入更為嚴肅、科學的層面。我國發展民主政治,需要以數據公開化為基石之一。 這種意見,1990年代初,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就曾提出過,但至今也未被有關方面采納。

  實際上,無論是提高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在GDP比重,還是提高公有經營性資產在全國經營性資產比重,都屬于提高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這一更大范圍的問題。從現階段看,國有經濟集中在現代經濟(包括現代農業)部門,不僅具有制度、組織和規模優勢,且在公有制經濟中占位高、實力強、結構優、比重大、增速快,主導性、擴展性、包容性和可塑性強。所以,首先提高國有經濟比重,順勢帶動城鄉集體經濟等發展壯大,進一步增強國有經濟主導力量作用,治理財富、收入兩極分化等,應是提高公有制經濟比重的要點。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已在這方面做出了初步的示范?;瘓浠八?,即提高國有經濟及整個公有制經濟比重,需要突出重點,實行有差別的結構性政策。另外,在時間上也要實行“分步走”政策,一般是由穩定比重過渡到提高比重。這個在不同行業需要酌情而定。這種所有制結構改革政策,應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框架內設計、實行。迄今為止,這個框架下的所有制結構一直都處于變化中。穩定或“增加一些”公有制經濟比重,也不足為奇,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規律。

  在現階段開始穩定,或提高國有經濟比重的政策選擇,也不是什么全新的意見。如前所述,1999年《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已預見性地指出:“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國有經濟在不同產業和地區的比重可以有所差別,其布局要相應調整。”這說明,在黨中央關于國有經濟改革發展的長期戰略考慮中,隨著相關條件的階段性變化,適時、適當提高國有經濟比重,即進行“調整”是很自然的事情,屬于長期改革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在黨的文件中,根本不存在國有經濟比重只能減少,非公經濟比重只能增加的不對稱規定。另外,該文件還明確闡述了公有制經濟與生產、分配等的重要關系,即“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如此重要的國有經濟,在今天的新形勢下,乘“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東風,加強自我革命,加快除舊布新,在國民經濟提高比重,發揮更大、更多和更好的作用,應該是好事情。

  (三)小結。

  “后40年”,及在這之后仍將持續不斷的改革開放發展進程中,從政策和實踐兩個層面看,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變化都不可能存在永恒的不對稱關系,即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比重一直不斷縮小,非公經濟等則一直擴大。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社會主義改革,畢竟是“不忘初心”的。近些年來,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政策引領下,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企業重要指標出現趨穩,或開始回升的現象,意味著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在發生作用了。當然,逆向趨勢是存在的。整體變化情況需要持續觀察。

  五、“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戳斷私有化脊梁骨

  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是新中國70年間浩浩蕩蕩的社會主義潮流。在中國社會主義的70年歷程中,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變化,但于縱向延伸的時間軸上,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既是基本事實,也是基本發展趨勢,更是沒有被逆轉的歷史日程?;坪泳徘送?,終將入海流。在改革開放中,重要領域的一批大型國有企業主要經濟指標已經達到世界一流企業水平。進入西方標準的“世界500強”“全球系統重要銀行”國有企業不斷增加,且在追求“再上一層樓”的目標,舉世矚目。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國國有企業不擇手段展開的阻擊戰,也從反面證實了這一點。

  改革開放40年來,在國民經濟結構,如在GDP和經營性資產結構中,公有制部門,尤其是國有部門占比明顯下降和帶來的一些問題,及這些問題可能的發展趨勢,是需要高度重視,有切實的對策。現在,這個問題在實踐中已發生積極的變化。對這個大問題,我們還應從國有經濟更長遠的改革發展趨勢來看。如到新中國建國100周年時,之前存在的“后40年”,也不過是改革開放歷史長河中的“彈指一揮間”。這期間新30年之改革發展,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下,是值得人們去奮斗和期待的。

  如今天,在國內外激烈競爭中,國有經濟已邁入“今非昔比”新變局的門檻。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框架內,實踐已將提高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任務提上日程。依憲穩定,并進而酌情提高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以利于增強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和國家競爭力,并進一步改善分配關系,推進“共同富裕”,已是難以回避的選擇。這樣做,本來也早在黨中央戰略籌劃之中。時移勢異情變,則法不同。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中已初顯這種新氣象。至于國有經濟布局調整,那是經濟運行的常態,具體內容日新月異,永遠需要順勢而為。今天和未來,它都同提高國有經濟比重不矛盾。

  斯蒂格利茨教授說的不錯,理論分析和廣泛的國際比較研究都證明,“傻瓜式的經濟理論暗示,私有制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私有制畢竟俱足效率,而公有制卻做不到。好多年前,諾貝爾獎得主西蒙(Her-bert Simon)曾對這個邏輯謬在何處做過解釋:大型現代企業都不是由所有者來管理的。用現代術語來說,都存在委托-代理問題。但這與政府激勵受委托經營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們所面臨的委托-代理問題別無二致。”古典經濟學等關于私有化正確的理論假設,即“滿足私有化的假想狀態是極其脆弱的,或者說根本就不存在”。有人幻想在公共領域服務為私營企業“設計一套適度的激勵來服務于社會利益,是很困難的……費用極其高昂”。美國有前車之鑒。至于有限分析表明“私有企業盈利能力強于國有企業。這是事實。但這并非絕對地意味著私有企業就更有效率。例如,國有企業也許要面對某些約束”。事實上,國有企業在公共服務和競爭性領域(包括國際競爭)都可以經營得非常好。斯蒂格利茨教授及研究團隊的調查分析結果,再次戳斷了私有化理論的脊梁骨。

  而中國作為世界上國有企業最多、國有資產規模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還以“多數國有企業有效率,不虧損,給政府增收減負”的中國模式,打破了國際上曾流行的“多數國有企業效率低下,虧損嚴重,給政府增加負擔”的慣性觀念。盡管在這一老觀念背后的部分事實,即相對少數的國有企業表現出的高效率,早就足以證明“國有企業無效率”和“私有化”非公理。

  另外,英國有兩位經濟學家在分析撒切爾針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運動時,也早就批判性地指出,(1)“企業產品市場競爭力的強弱和監管政策效力的大小一般比所有制問題本身對經營業績的影響更大”;(2)“公有制和競爭完全可以相互兼容”。顯然,這更是在我們身邊時時刻刻發生著的普遍現象,且具有全球性。

  “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新中國70年歷來如此。各個時期其表現形態有所不同,都對國家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今天它們也完全符合憲法及反壟斷法等重要法律法規,且是十八大以來總書記、黨中央明確規定的大政方針。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國有資本之間相互制約、促進的客觀辯證法是始終存在的。無論是在國有企業,還是在國有資本方面,黨中央都要求堅持“做強做優做大三者相統一的原則”。在這種正確原則引領下,進一步說,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憑什么就不可以在新發展階段上,通過市場決定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組合機制,在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中進而“做強做優做大”,并在解決 “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中也發揮“主導力量”作用呢?體制內個別人反對 “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大政方針,并要國有企業從包括所謂“一般競爭性行業”的競爭性領域退出,毫無道理,脫離實際,注定是“水中撈月一場空”。

  六、政策性建議

  (一)在“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重大決策上,要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維護總書記、黨中央“定于一尊、一錘定音的權威”,及時回應、處理來自各方面,尤其是來自黨內個別高、中級領導干部接二連三的妄議。黨政商媒體也要講規矩,承擔政治責任、社會責任。有關方面不能夠任由各路媒體不斷地宣傳這類錯誤觀點。

  另外,這里結合擴大開放的新情況,依據憲法第六條“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第七條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規定等,重申幾條具體的政策性建議:

  ——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規定“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2017年10月28日年十九大報告規定“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這兩部體現憲法、黨章相關規定的“上位法”和總書記、黨中央相關系列重要指示,應規范2018年以來,國家發改委、商務部數版《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等主要涉及非金融業、金融業國有企業“取消外資股比限制”規定。不得出現“以下犯上”現象。

  ——2018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規定“保持國有金融資本在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保持國家對重點金融機構的控制力”,全面體現了在金融業貫徹落實憲法、黨章相關規定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大政方針。這部“上位法”和總書記、黨中央相關系列重要指示,應規范一行兩會、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等專門針對金融業大中型國有企業,允許對其“取消外資股比限制”規定。嚴防“太阿倒持”。嚴防西方國家借此對華策劃新的“金融戰”。對央行公開宣傳金融業私有化(含外資化),并反對這份文件的個別領導干部,應批評。

  當然,在新一輪擴大對外開放,特別是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中,堅持“對等原則”,即WTO的“互惠原則”也很重要。另外,習近平在2017年7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曾要求,擴大對外開放,“我們要借鑒美國等國家的做法,在實踐中完善外資安全審查等機制”。在此,其他行業擴大開放需“觸類旁通”,借鏡自觀,有關人員不要“裝傻充愣”,漠然置之。目前,按照歐美的法律、政治等標準來衡量,尤其是按照他們近些年在實踐上針對我國不斷花樣翻新的具體做法來看,這些方面我國還存在許多空白的現象不容再繼續下去。并且,在擴大開放中,既要注意區分經濟、政治問題,也要重視兩者的緊密關系,注意平衡機制。國與國之間沒有單純的經濟問題。對“吃飯砸鍋”者要針鋒相對。

  簡言之,新一輪擴大對外開放,要害是三個堅持,即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的憲法規定,堅持互惠性的“對等開放”國際準則,堅持在完善外資安全審查等機制上“借鑒美國等國家的做法”。

  (二)要在“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中,爭取穩定,或提高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比重。而不是將這兩個“做強做優做大”僅局限于企業層面的政策目標。實際上,企業和國民經濟這兩個層面的目標,是相融相通、相輔相成,可以結合共榮的。真正這樣兩結合去做了,在邏輯上也完全契合總書記說的國有企業自我完善是“鳳凰涅磐浴火重生”之義。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在這方面已先行一步,有所變化。有關領導機關要善于自覺地抓住戰機。相關政策性研究,包括相關國家數據分析,要盡快組織展開。國家統計局應該在這方面提供方便,推進相關信息公開化。

  為此,今天的關鍵可能在于依憲、依黨中央既定政策,在著力引導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命脈”領域發展壯大時,在其他競爭性行業和領域,也要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和實力。如在包括所謂“一般競爭性行業”的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國有企業,要采取包括股權多元化在內的多種方式加快發展等。這些基本的政策內容,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十八大以來黨的相關重要文件等也都早有規定,并在實踐中不斷取得成效。在新形勢下,它們也具有了新的內涵和目標。有關方面要解放思想,堅決打破那些不合適的條條框框。不同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在設計股權多元化或混改方案時,也應普遍采取國有控股方式,并注意多吸收公有資本。其中,國有絕對控股方式應該得到更多重視和應用。 在國有控股前提下,根據產業鏈上的實際需要等,適當吸收非國有資本。特殊情況另行處理。國際經驗表明,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和新加坡,至今不少國有企業仍是國有獨資的,也有國有控股的,它們的運行情況并不差。其中一些企業就是在包括充分競爭行業在內的競爭性行業生存和發展。

  今天,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國資委系統個別人要求“一般性的競爭行業,國資要加大退出力度”,及地方“所有混改項目,不設國有股最低比例”的錯誤主張。國有企業改革要嚴格遵守黨中央制定的政治規矩,及相關系統性文件和指示。不能夠在改革關鍵詞和政策上“另起爐灶”,“搞多中心”。因所謂股權分散化、不好解決“激勵”管理層問題,格力電器就要走向出賣國有“控股權”的“嫁靚女”鬧劇,要堅決反對。

  提高國有經濟比重,與從源頭上治理財富兩極分化,“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是密切相關的。因為,非公經濟是以按資分配為主,并不能對工人實行按勞分配。通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提高國有經濟比重,有利于治理大量資本收入向少數人傾斜的初次分配關系,逐步解決鄧小平說的財富、收入兩極分化嚴重的大問題,也有利于重塑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

  (三)高度重視經營性公有資產的決定性作用。在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或“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做政策性評估時,要特別重視經營性公有資產,或說是經營性國有資產、集體資產的核心地位,中堅作用。當然,也包括其在全部經營性資產里比重到底如何的數量問題。要加強這方面的政府數據庫建設、實況監測和政策性分析。要在社會總資產的經營性資產結構中,遏制已存在的公有資產下降趨勢,穩定并提高其比重。其中,提高國有資產比重又是重中之重。這些與“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與提高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比重,都是異曲同工,息息相通的。

  忽視這個問題,有可能導致否定國有企業、集體經濟的私有化。例如,有研究者曾按“三分”法估算過,2010年的注冊資本金結構中,公有制成分資本金為10.78萬億元,占比為32.77%,非公經濟資本金為22.12萬億元,占比為67.23%。此結果是反映出經營性資產中公有制成分大幅減少了。但從社會總資產結構看,情況則截然不同。僅以公有的農業用地、建設用地和礦產資源三項資源性資產估價,它們就值748.09萬億元。再合并注冊資本金計算,這種非全口徑的社會總資產實為770.21萬億元。于是,人們就看到,其中公有資產占社會總資產的97.13%。這說明非公經濟“不可能撼動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種分析過于注重量的比例關系,忽視了社會總資產不同組成部分在質和功能上的重要差別。借用這種邏輯來進一步推論,如果經營性資產中公有資產接近或歸零了,由于公有資源性資產和行政事業性資產估價仍遠超非公經濟資本金,公有制就仍是主體。不過,這時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包括反映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也就該接近或歸零了。此時此刻,如果有人想進一步推動大量非經營性資源性資產的私有化,難道還有什么屏障不可逾越嗎?如此邏輯,也從一個特殊側面再次反映出,經營性資產確是社會總資產的“綱”,是“牛鼻子”,是列寧所說的那種需要抓住的“關鍵環節”,以此可以拎出來整個鏈條。所以,在經營性資產中實現公有資產占優勢很重要。今天,公有資產在“質”上已取得不少優勢的前提下,也需要逐步增加“量”的優勢,不能夠再稀里糊涂地減少下去了。

  另外,忽視這個問題,還有可能進一步惡化我國財富、收入分配關系。必須高度重視提高經營性資產中包括國有資產在內的公有資產比重和改善我國初次分配狀況的密切關系。這是由經營性資產具有盈利性,并在表面上決定分配的功能所決定的。當然,在它的背后,政治經濟學理論已指出,實質上是資本在決定生產和分配。補充地說,完善我國分配制度,還應通過改革建立直接稅為主的稅收結構,并完善社會福利制度。這種改革在存在較大非公經濟部門的現代社會中,從“二戰”以來已發展為常規性的國家動作,對于降低收入基尼系數作用明顯。反對者有之,但卻未改大局。

  (四)結語。

  國有企業歷經70年風風雨雨,砥礪前行,成績斐然。滄海橫流,中流砥柱。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前景就擁有無量光明。

  “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永遠在路上。“70年后再出發”。路不是平的。唯有 “踏平坎坷成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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